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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丝袜控制催眠4.0

类型:喜剧 西班牙 2018 

主演:玛丽维尔·贝尔杜 胡安娜·阿科斯塔 宝拉·艾切瓦莉亚 路易斯·托萨尔  

导演:格拉西亚·克雷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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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丝袜控制催眠剧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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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刑法中的新旧派之争

大陆法系刑法中的旧派与新派 万志鹏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湘潭 湖南 411105) 引 言 在西方刑法理论中,长期存在旧派与新派两大阵营的对峙。旧派又称为古典学派,可分前期旧派(刑事古典学派)与后期旧派(后期古典学派)。前期旧派以贝卡里亚、边沁、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由于旧派理论未能阻止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犯罪浪潮,新派于19世纪末兴起,以龙勃罗梭、菲利、加罗伐洛、李斯特、牧野英一等人为代表。为反驳新派观点,后期旧派也于19世纪末形成,以宾丁、贝林格、毕克迈耶、迈耶、麦兹格、小野清一郎等人为代表。 也有人把贝卡里亚、边沁归为启蒙主义刑法学派,而不将其归为古典学派,因为,其一:这两人的思想主要是受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二:他们主张的预防论思想与黑格尔等古典学派人物主张的报应主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一、 旧派与新派的学术背景及主要分歧 旧派学者主要从法规范学的角度出发,立足于法的正义性,论证刑法的存在理由及实定法上的建构。前期旧派是在反对中世纪封建刑法的斗争中形成的。贝卡里亚最先吹响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责自负等现代法治主义刑法理念的号角,反对酷刑和刑讯,将刑法推进到了科学时代。他主张自由意志,认为刑罚应以预防犯罪为依据。边沁继承并发扬了贝卡里亚的思想,他以哲学上功利主义为方法论,运用抽象思辩和逻辑演算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刑罚理论,也是预防论者。费尔巴哈则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强制说”,重视刑罚对社会一般人的威吓作用,被认为是一般预防论中的立法威吓论者。与前三者不同的是,同为旧派学者的康德和黑格尔则在刑罚论上持报应主义,康德是等量(一说等害)报应主义和道义报应主义者,黑格尔是等价报应主义(一说等质)和法律报应主义者,但二者都是绝对报应主义者,即刑罚只是对犯罪的回应,绝不为其他什么别的原因而存在。二者都坚持理性人和自由意志观点。综上,前期旧派一般都认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刑罚是对自由人违反刑法的理性反动。犯罪是违反法律,也是违背道德的无价值行为。刑罚对犯罪予以惩罚是报应的需要或是预防一般人犯罪的需要(这一点上旧派学者内部之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尖锐分歧)。一般而言,旧派学者都坚持意志自由论、抽象的行为人论、行为主义、道义责任论。 新派学者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刑法的合目的性。新派创始人之一龙勃罗梭是犯罪学人类学鼻祖,他主要从事的是犯罪原因学(狭义的犯罪学)研究,他认为犯罪主要是人的生物因素起作用,并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论。他的弟子菲利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了犯罪发生的三原因论(即个人因素、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犯罪饱和理论。菲利十分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认为刑罚措施对付犯罪几乎是无效的,治理犯罪应主要致力于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因而被后世归为刑事(犯罪)社会学派。菲利同时也是刑法学家,曾起草意大利1922年刑法,因过于反映激进的实证学派观点而未能通过。菲利主张取消刑罚的概念,代之以“社会防卫措施”。菲利的学生加罗伐洛也是犯罪社会学派人物,其主要贡献是第一次将犯罪学作为独立学科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并提出著名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类。李斯特也是集犯罪学家与刑法学家于一身,提出犯罪原因论上的二元论论(即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并十分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和治理犯罪的社会因素。他提出了著名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口号。在刑罚观上,主张“应受刑罚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有威慑、改善、隔离三种效果,刑罚应以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为任务,并提出了“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使之不为害”的个别预防方针,被认为是教育刑、目的刑的提倡者。综上,新派学者一般都反对自由意志论,主张人犯罪是诸多自然及社会环境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即所谓“决定论”,注重从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刑法和刑罚,大多持行为人主义、目的主义、特别预防论、社会责任论。 二、 犯罪论上的差别 在犯罪论,旧派与新派的主要对立表现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旧派一般持客观主义立场,以客观的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来认识和看待犯罪,认为刑法上处罚的对象是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正是因为有此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结果,才对该人科处刑罚。即行为主义。新派一般持主观主义立场,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来看待犯罪,认为犯罪的本质、也就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危险的反社会性格或人格,这种危险性格是危害社会的因素,因而主张刑法的对象是行为人而不是行为,因为离开了行为人这个载体去处罚行为本身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可想象的,即行为人主义。但新派又承认,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离不开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至少在目前科学技术水平状况下离开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是难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危险性格的。不顾客观行为来谈危险性格是很容易造成罪刑擅断、侵犯人权的。因此,无奈,只有通过客观行为表露出来的主观恶性,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因此又称为征表主义。 在违法性理论上,旧派基于客观主义违法论立场,持结果无价值论,认为违法的实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或危险。对于没有侵害到任何法益的行为,例如某些“无被害人的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不应当认为有刑事违法性。如平野龙一;新派基于主观的违法性论,持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实质在于危害行为本身以及由该行为体现的主观恶性。主张刑法应维护社会伦理观念,对于反伦理道德、反文化秩序、缺乏社会相当性的行为,应认定为有刑事违法性。如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威尔哲尔。二者的争论,实际上是法哲学上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刑法上的反映。从大多数国家刑法规定来看,基本上现在采取的是客观的违法性论立场,赞同结果无价值论。 在责任理论上,(1)关于刑事责任的本质问题,旧派基于意志自由说,持道义责任论立场。即:行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行为人有选择适法行为的可能性而竟决意实施违法行为,就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和非难,刑事的责任的本质也就是对道义上的非难。早期的道义责任论是建立绝对的非决定论基础上的,主张完全的意志自由,仅以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这种观点受到不少批判。旧派学者也认识到这一论述的狭隘性,于是在后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缓和的道义责任论”,即改变绝对的自由意志论为相对的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是否自由,不是是否被决定的问题,而是被什么决定的问题。当人不处于生理上的而是处于规范心理上的约束时,人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基于反规范的动机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就可以进行道义上、规范上的非难。社会责任论是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为新派学者所推崇。社会责任论以犯罪必然论和意志决定论为基础,认为犯罪是人的素质和环境的综合产物,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天然具有不侵害社会的义务,因而应该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由此,所谓责任,就是对社会有危险的人应受到社会防卫措施处分的地位。从而,不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论犯罪人主观上是否应受道义的谴责,犯罪人都有承受刑事责任的义务。与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相对立密切相连的问题是“责任的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形成的行为责任论和性格责任论、人格责任论的对立。旧派一般持行为责任论,即认为责任的基础就是犯罪行为及其表现出来的犯罪意思,也称意思责任论。责任的确立及大小评价都依据行为及结果状况。这一立场与结果无价值论立场是相一致的。新派则持性格责任论,认为责任的基础并不是行为或是行为人的意思,而是行为人的危险性格。这一立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主张是相映成趣的。而体现二者折中的立场是人格责任论。麦兹格等人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人格的主体实现,人格与性格不同,人格是性格中由主体形成的那部分,而性格还包括由环境和素质所形成的那部分,人格是可以归责于行为人自身形成的,性格则是宿命的。人格是各具体行为的抽象。犯罪是主体潜在的人格体系的现实化,刑事责任的第一次基础是犯罪行为,在行为背后的人格是第二次基础,总的来说,由犯罪行为所表露出来的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是刑事责任的基础。这样,人格责任论就综合了客观的犯罪行为和主观的危险性格两方面内容而具有调和的味道。(2)关于责任能力的本质,旧派认为是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新派认为是刑罚适应能力或受罚资格。从而,旧派认为责任能力是故意过失的前提,不具备责任能力的人不具备故意过失,新派认为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无关,没有达到责任年龄的人也可能有故意过失。(3)关于旧过失论中结果预见义务的基准,旧派采用主观说,认为应以具体的行为人的注意力为标准,因为要追究道义上的责任,只能以行为人本人的注意能力为准;新派采用客观说,认为应以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力为标准,因为责任只意味着受罚能力;后期旧派又提出折中说,即如果行为人的注意力低于一般人,则应采用主观说,以行为人本人为准;如果行为人的注意力高于一般人,则应采用客观说,以通常人为准。 在共犯理论上,两派在共犯的本质及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1)共犯的本质。旧派持犯罪共同说,即认为,因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共犯则是二人以上的行为都符合某一构成要件的类型要求,从而共犯的本质是数人共同实施的特定的犯罪。又分完全犯罪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新派持行为共同说,即认为,只要数人以各自的犯意共同实施行为就可以认定为共犯,也就是说,不要求各行为人构成共同的罪名,只要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是共同进行的就成立共犯。由于行为共同说与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因而只有少数学者支持。(2)共犯从属性论与共犯独立性论。旧派一般赞同共犯从属性论,认为正犯着手实施犯罪是狭义共犯成立的要件;新派一般赞同共犯独立性论,认为正犯有无实行行为与认定狭义共犯无关。教唆、帮助行为本身是行为人反社会人格的表现,具有独立处罚的必要性,正犯即使没有着手实施犯罪,狭义共犯也成立。通说是共犯从属性论中的限制从属说。 三、刑罚论上的迥异 旧派与新派在刑罚论的争论主要是刑罚的正当根据是报应还是预防。但是这一争论具有复杂性。旧派中的绝对报应者如康德、黑格尔认为,刑罚的惟一正当根据是报应,决定不允许有其他任何功利的目的,罪犯只是因为犯罪才受到惩罚,罪犯受到的惩罚也只能与他所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相对应,这样的惩罚,正是尊重罪犯自己理性的表现,也是社会正义感的要求;旧派中的预防论者如贝卡里亚、边沁则完全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刑罚,他们认为,刑罚的根据不在于报复,不在于给犯罪人造成多少痛苦,而只为了预防犯罪,特别是预防其他人不再犯罪。罪刑当然也要相适应,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但这是由预防犯罪带来的结果,如果预防犯罪不必要,重罪也可以轻罚,轻罪也可以不罚。至于新派,其内部的刑罚观也不完全统一。新派学者一般认为刑罚的根据在于预防犯罪,但重在特别预防。其中,目的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教育刑者认为,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挽救、改造失足者,使之重新社会化。现在流行的通说是折中说,即相对的报应论,也称并合论。该说以麦兹格、威尔哲尔、小野清一郎、团藤图光等人为代表,认为刑罚的根据不是单一的,刑罚既是因为报应犯罪人而存在,又是因为可以预防在犯。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当然,要用报应的限度来制约预防犯罪这种功利的需要,不能借口防止再犯的需要而对从报应观点看不应该受罚的人发动刑罚。具体怎样限制,折中论者观点也不一致。现代各国刑法一般都反映了折中论的思想,几乎没有哪一国刑法是以纯粹的报应论或纯粹的预防论为思想基础制定的。



陈伟:为什么犯罪嫌犯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时到场。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定一位。” 亨特警官这段台词实在令人费解,犯罪嫌犯竟然还有权保持沉默,拒绝警官的审讯,这嫌犯岂不是白抓吗? 在真实生活中,如果亨特警官没向嫌犯罗唆这段台词,或者只说了前两句,嫌累得慌没提后两句,那么这嫌犯可能真就是白抓了。 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根据这一宪法条款,甭管是在警察局、法庭还是在国会听证会上,任何人都有权保持沉默,拒绝提供可能被用来控告自己的证据。 有人会问,搞错了吧?既然有权保持沉默,那为什么莫尼卡·莱温斯基和克林顿都招了呢?是这么回事儿,根据美国法律,有时政府或国会为了换取一个人提供他本人或其他人罪行的证词,可以保证不用他的供词对他本人起诉。在克林顿“拉链门”一案中,为了得到莱温斯基的真实口供去起诉克林顿,特别检察官就给了她这种豁免权。而面对莱温斯基的供词和裙子上的污点,克林顿只得采用钻牛角尖和玩弄法律名词游戏的损招,招出他与莱温斯基只有“不适当关系”,逃避向联邦大陪审团作伪证的严重法律后果。 但是,如果犯罪嫌犯的供词纯粹属于被迫自证其罪,那么这种供词在法庭上是不能作为犯罪证据引用的。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v.Arizona)一案作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裁决,这一裁决已成为美国本世纪内最重要的刑事裁决之一。 1963年,一个23岁的无业青年,名叫恩纳斯托·米兰达(ErnestoMiranda),因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随即对他进行了审问。在审讯前,警官没有告诉米兰达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认其罪。米兰达文化不高,这辈子也从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这么个玩艺儿。经过连续两小时的审讯,米兰达承认了罪行,并在供词上签了字。 后来在法庭上,检察官向陪审团出示了米兰达的供词,作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米兰达的律师则坚持认为,根据宪法,米兰达供词是无效的。最后,陪审团判决米兰达有罪,法官判米兰达二十年徒刑。此案后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理由是警官在审讯前,没有预先告诉米兰达应享有的宪法权力。最高法院在裁决中向警方重申了审讯嫌犯的规则:第一,预先告诉嫌犯有权保持沉默。第二,预先告诉嫌犯,他们的供词可能用来起诉和审判他们。第三,嫌犯有权请律师在受审时到场。第四,如果嫌犯请不起律师,法庭将免费为他指定一位律师。这些规定后来被称为米兰达规则。 米兰达规则的前三条与米兰达一案有关,而规则第四条,即如果嫌犯请不起辩护律师,法庭应免费为其指定一位律师的规定,则是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1963年作出的另一项重要裁决。 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被告人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为其辩护。人所共知,金钱不是万能的;可请律师辩护,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百多年来,此款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只是保护了有钱人的人权。直到1932年,最高法院在鲍威尔诉阿拉巴马州(Powellv.Alabama)一案中裁决,法院应为被控犯死罪的穷苦被告人免费提供辩护律师。1963年,最高法院在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v.Wainwright)一案裁定,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都应为被控犯重罪的穷苦被告人免费提供辩护律师。 1961年,一个中年穷汉,名叫克拉伦斯·伊尔·吉迪恩(ClarenceEarlGideon),因涉嫌闯入一家弹子房盗窃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被控从自动售货机中盗窃了一些硬币和罐装饮料。吉迪恩一贫如洗,根本雇不起律师,虽然坚称自己无罪,结果还是被判了5年徒刑。吉迪恩在监狱服刑期间,利用狱中的图书馆,刻苦自学法律,并给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写了一份“赤贫者申诉书”,为自己鸣冤叫屈,声称自己因贫困而被剥夺了请律师辩护的宪法权力。这伙计在申诉书中使用了很多刚学来的法律术语,写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了他的申诉。最高法院在裁决中强调,“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须而非奢侈”。吉迪恩遂出狱,重新受审,这回由法庭指定了免费辩护律师,最后的判决是无罪释放。此案一出,全美各地监狱里有数千名在押犯人,因当年受审时同样没有律师为他们辩护,后来大多数都获得释放。 说起监狱里的在押犯人,这里也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恕将当事人的真名实姓隐去。一位大陆留美学者,几年前已入美国籍。这老兄在一场官司中一败涂地,被法庭判处一千五百美元罚款或蹲五天大狱的惩罚,二者任选其一。此公是那种花钱特抠的主儿,又听说美国监狱里的犯人都给侍候得跟大爷似的,遂选择到大狱里蹲五天。 五天后,刑满释放,几位朋友登门探望。相见时,只见这老兄容貌憔悴,面有菜色,众人皆大惊失色,急问是不是在狱中受了什么虐待,别不敢说,咱到法院告丫的去。这位仁兄回答,狱中待遇不像想象的那么好,但也还凑合,可以看书、看电视,有健身房,甚至还有乒乓球台。头疼的是三顿饭皆西餐,生煎牛排、奶酪熏鱼、意大利腊肠、火腿三明治、披萨饼等,一不留神还以为是给关进了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顿顿吃西餐这活儿,真是苦不堪言,第一天直犯愁,第二天不舒服,第三天贼难受,第四天特痛苦,第五天最后一顿,哥们儿干脆就绝食了。狱友问,干嘛不吃不喝?得知缘由后,狱友坏笑说,你真是个傻帽儿(Dummy),在你之前,这儿关的也是个亚裔,那小子也吃不惯西餐,头一顿饭就闹绝食。后来狱方每天从中国餐馆给他订饭,什么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顿顿不重样。狱友最后骂了一句:“我操,那味道真他妈的香极了(It’sfuckingdelicious)”!朋友们听完,笑得几乎岔气儿。 捧腹大笑之余,人们禁不住感叹,美国的监狱和法律制度简直形同儿戏。美国法律给人的印象是,罪犯的人权,好象比受害人的人权更重要;保护坏人,好象比保护好人还要优先;针对警方的清规戒律,好象比打击犯罪分子的法律法规还要多。那些是非混淆的辩护律师,精于钻法律的漏洞;再加上引起极大争议的陪审团制度,使美国的司法制度常常沦为全世界的笑柄。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暴力犯罪问题的日益严重,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采取非常手段,从重从快打击暴力犯罪。可美国最高法院却好象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最高法院里的大法官们是不是都有点儿毛病啊? 您说对了,美国最高法院有几位自由派大法官的确有毛病,而且病根儿渊远流长。 在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深藏着对官府的不信任以及对法官和警察老爷滥用权力的极度恐惧。熟悉历史的人知道,美国人的祖辈当年在欧洲大陆饱受封建专制的迫害,离家出走来到新大陆后,再也容忍不了骑在百姓头上横行霸道的专制政府,操起家伙儿就跟英王的军队开打。美国的天下,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打出来的。但美国的长治久安,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思考出来的。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什么是宪法,用句土得掉渣儿的话来解释,宪法就是管政府的法。为什么要管政府呢?因为政府里的官儿和警察都有权。而权力会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说白了吧,因为手握大权,所以政府里的官儿和警察有可能全都是潜在的坏蛋和腐败分子,是潜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所以,法律要管的,首先应当是政府里的官儿和警察,其次才是社会上的犯罪分子。所谓加强法治,首先就是要从制度上约束政府里的官儿和警察的权力和行为。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官府和警察干坏事的本事,绝对要比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大得多。纳粹德国没费啥劲儿就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中国从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到纹革十年动乱,陷入如山的冤、假、错案和政治迫害之中的民众,一不留神就达一亿之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也遭受了空前可怕的破坏。 想当年,为了从制度上解决问题,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规定了很多约束政府的基本原则,比如像天赋人权、人民主权、限权政府、三权分立和制衡、法治而非人治、文官控制军队、代议制、联邦制等。但是,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这些原则很多都是虚的。比如,如果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监督,三权分立实际上仍然很难防止官官相护、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天赋人权、限权政府可以侃得天花乱坠、唾沫星子乱溅,可是,如果执政党中的野心家和贪官污吏滥用权力,与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暗中勾结,编造出一堆罪名,把在野党的头头脑脑和控告官府的草民百姓打入黑牢、刑讯逼供、秘密审判、残酷迫害,你是一点儿辙也没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宪法中的高调和好词儿,全是白扯。 美国的开国先贤对当时宪法中的毛病当然心中明镜。1791年,开国先贤一口气给美国宪法增加了十条修正案,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请愿和宗教自由,允许草民百姓拥有武器,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不得因同一犯罪两次受审,不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被告人享有迅速、公开、公正审判和得到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力,刑事案件和价值超过一定限额的民事诉讼由陪审团审理,不得对公民进行无理搜查和扣留,不得对犯人施加残酷的惩罚等。美国宪法的头十条修正案,统称为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以权力制衡权力,以权力限制权力,用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以及保障公民免遭官府胡作非为和司法腐败之害的方法,逐渐确立新闻监督权和民权,制衡和约束政府的官权,形成立法、执法、司法、新闻监督和民权的五权分立与相互制衡。这种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结构,有效地抑制了政府滥用权力的弊病。当然,美国宪法在当时只保护了白人和有钱人的人权。但不管咋地,它毕竟是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使美国社会逐渐走上了现代民主的道路。 什么是现代民主,现代民主就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人权。如果没有限权政府和保障人权,民主选举不过是徒有其名。纳粹德国是通过全民投票、民主选举成立的政权,但它的政府是专制独裁、权力无限、以强凌弱和任意践踏公民人权的法西斯政府,这种民主是选票箱掩盖下的虚假民主,或者说是一种有选举的暴政。 在今天的中国,若想扎实地搞点法治建设,与其热衷于乡镇直选和县级直选,不如在限制和监督乡镇、县级政府胡作非为的权力和保障农村城镇贫苦百姓的合法权利等方面来点儿真货。乡镇和县级政府对农民打白条,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财产权的非法剥夺。在城市的经济改革中,由于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套,中央政府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是把几乎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敞开儿让给了地方诸侯、贪官污吏和企业老板,一旦绝对的权力在手,想不贪污腐败都难。草民百姓作为贪污腐败的最大受害者和最坚决的反对者,基本上处于任人宰割、无处申冤的地位。实话实说,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生存权已经不是个事儿了。而保障公民的人权,监督和限制政府的官权,防止大权在手的少数人滥用权力、贪赃枉法,遏制日益高涨的失业和犯罪浪潮以及贫富悬殊、司法腐败等现象,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西方国家中,像美国这样不但把公民的权利,而且把被告人的权利也写入宪法,而总统、国会和政府官员一天到晚战战兢兢地站在被告席上,饱受新闻媒体和民众的指责和批评,恐怕是仅此一家。现今的美国社会,官权弱,民权强,新闻媒体是超强。政府官吏的权力非常有限,草民百姓的自由和权利很多,新闻媒体啥都瞎管,警察的权力则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严格限制警察的权力绝非偶然。美国的执法和司法制度涉及警察、检察官、律师、法官、证人、陪审团等,其中警察被认为是素质最差、最难监督、最倾向于执法犯法和胡作非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警察与贪官污吏和黑社会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警匪历来是一家。凡属大规模的走私贩毒、洗钱受贿、贪赃枉法和劫财害命,从来都少不了警方的高层背景。警方内部的黑暗和犯罪,通常比社会上的犯罪严重得多,对社会秩序和司法公正造成的破坏也大得多。此外,美国民间藏枪两亿多,使警察的工作充满危险。警察常年累月与罪犯打交道,以暴治暴、以恶报恶、滥用武力、无视正当法律程序等情绪化和非理性行为,想改都难。所以,尽管法规森严,但美国警察违法乱纪、滥用权力的事仍然不时发生。 可是,司法制度应当是讲求理性和权威的。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正,防止警方滥用权力,美国司法制度注重从严治政、从严治警,以正压邪、以直报怨,无罪推定、保障人权。司法程序首先从严规范警方和检方的行为,侦破案件、搜集罪证、扣押嫌犯,必须严格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如果警方在法律程序上出现漏洞,一旦在法庭上被律师钻了空子,那就只能眼瞅着嫌犯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轻松走脱,让在旁边扎堆儿看热闹的主儿都感觉倍儿痛苦。 依美国法律,案犯即使最终定罪入狱,其饮食、睡眠、通信、娱乐等权利仍然受到保障,好吃好喝地养在监狱里。有人算过三笔账,第一,美国的贫困线是以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一万六千六百美元划定的,占美国总人口百分之十二左右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第二,如果不算福利补贴和医疗保险,西点军校毕业的美军少尉军官年薪三万五千美元。第三,如果算上保安警卫、医疗保险以及健身房之类的福利待遇,美国监狱里的每位犯人每年要让美国的纳税人破费三万美元。 这里自然就有了一个问题,美国法律标榜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捎带着保护了坏人的自由和人权,反过来损害了好人的自由和人权,至少是损害了好人的生存权。这可咋办呢?这个问题,三言两语恐怕很难说清。 首先,如果听任官府和警方执法犯法,无视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制度,那么好人的自由和人权最终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害。律师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并不可怕,因为它的前提是承认法律,是在司法程序规定的框架中挑战法律。而真正可怕的是有法不依、执法犯法、以权代法和无法无天。法律法规中的漏洞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予以修补,而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的口子一开,想堵都很难堵上,最终将会冲垮民主法治的大坝。 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如果不保护罪犯和坏人的人权,那么好人的人权也很难得到保护。因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那么清楚,好人也会因触犯法律或遭受诬陷而沦为罪犯和坏人。纹革动乱时,国家元首、政府部长、元帅将军、学界泰斗一夜间都成了丧失一切权利的黑帮和坏人,都只能像狗屎一样任人践踏。所以,为了使国家元首、政府部长和广大善良百姓免遭无端迫害,法律应当保护所有人的自由和人权。 再次,用米兰达规则之类的法规对执法者的权力予以限制和监督,的确捎带着保护了一些坏人的权利,使一些真正的罪犯借机逃脱法网。然而,如果从更宽广的视野看,法律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限制执法者的权力,让草民百姓不惧官府和警方的打击报复,防止政府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权钱交易、警匪勾结、司法腐败,任意欺压贫苦百姓,是对好人自由和人权的最好保护。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立佛·温戴尔·霍尔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Jr.)有句名言:“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最后,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的法律和制度。就像市场经济不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而又绝无副作用的灵丹妙药一样,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也不是人类社会通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它只是防止人类社会跌入专制腐败这种人间地狱的防护大坝而已。民主法治不可能保证事事最佳,它只能防止出现最差最劣。借用丘吉尔的话说,民主法治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的那些糟糕政体中不太糟糕的一个而已,人们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玩民主法治、保障人权这一套,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但世界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执业律师都在美国,那银子花得就跟淌海水一样。加州政府跟O.J.辛普森的“梦幻律师队”过招,一年多下来花了纳税人八百多万美元,最后还是没把辛普森咋地。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下,偏向嫌犯和辩护律师一方的规矩多如牛毛,重罪轻判成了家常便饭。冤假错案虽然极少,但漏网之鱼的确很多,执法机关也特不容易。就说米兰达规则吧,当年正式出台后,给警方侦破案件造成了极大困难,全美各地警察局怨声载道,但却不敢不照办。有些警官脑瓜儿不太够用,手忙脚乱地擒获嫌犯后,死活也想不全米兰达规则了,旁边也没个提词的人,只好仰天长叹,痛骂最高法院大法官全是坐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主儿。据统计,米兰达规则出台前,美国刑事罪案的破案率一般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米兰达规则出台后几十年来,破案率已跌落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左右。 人们普遍认为,米兰达规则实际上是给警方戴上了手铐,保护了罪犯的人权,美国社会将会出现难以遏制的犯罪浪潮。美国国会曾多次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警方、法律界权威人士和民众的呼声,研究对付米兰达规则的高招。依照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法律,美国国会和各州一起,可以用宪法修正案推翻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美国联邦参议员山姆·艾尔温(SamErvin)曾提出议案,建议增加一条新的宪法修正案,推翻美国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作出的裁决。这个议案因没得到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支持而夭折。依美国法律,即使参众两院通过了,仍需四分之三以上州议会的批准才能生效。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谁也没想到,自九十年代初期后,美国的刑事犯罪率连续六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其中纽约市的恶性刑事犯罪率奇迹般地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四。尽管犯罪嫌犯打不得也问不得,监狱里的伙食和待遇蒸蒸日上,但乐意呆在大狱里享受自由和人权的主儿越来越少。人们普遍将这些归功于经济的强劲增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下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警力的增强、监狱的增多、对惯犯处罚的加重等,与米兰达规则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你完全有权说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你当然有权说兴许有那么点儿关系;你绝对有权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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